劳动者成为文学作品的主人公

　　在新中国文学中也出现了许多身居“高位”又富于理想色彩的人物形象，诸如乔厂长、县委书记李向南等。他们本身就是人民的一员，只是分工的不同而已。

　　在70年的文学创作中，人物个体命运的变化往往预示、代表了群体的变化，进而成为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社会追求。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将劳动者作为自觉自主的存在，并在社会实践中显现出人的创造力、崇高理想与高贵品格，新中国70年来的文学实践可谓居功至伟。

　　首先我们注意到，新中国70年的文学中，社会生活中最普遍的大多数——劳动者成为主人公。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各类文学作品当中，不乏对社会底层人们的描写。不过，他们基本上处于作品人物群雕中的边缘地带，既不是社会生活中处于积极地位的人物，也不是能够对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角色。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民政权的确立，文学创作中的劳动者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也因此而成为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在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中，那些世世代代生活在吕梁山区的普通农民们逐渐觉醒。面对日寇的侵略，拿起枪展开生死之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在《小二黑结婚》中，由于人民政权的存在，使小二黑、小琴这样的青年有了追求自身价值的社会条件——不论是个人的爱情婚姻，还是民族的独立自主等等。在上世纪50年代，集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三红一创”《红岩》《红旗谱》《红日》《创业史》等最具代表性，在这些作品中，那些祖祖辈辈生活在土地上的劳动者的自主意识被唤醒，创造性得到了激发。他们充满热情地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并显示出巨大的智慧与勇气。他们不仅是社会生活的主导者，也是实现个人价值的自觉者。劳动者成为创造新生活的主体，而不再是“别人生活”的配角，更不是社会生活与文学作品中的可有可无者。他们有明确的自我意识、价值追求，有创造新生活的主动性、自觉性，以及当家作主的自豪感。这类人物形象的出现，与新中国的建立有着根本性关系。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的国度，是劳动人民掌握国家政权并为劳动者谋取根本利益的现实存在。劳动者成为国家的主人。因而劳动者成为文学创作中的主人公。

　　总体来看，这些主人公是具有超越个人利益因而具备崇高品格与独特个性的形象。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行为具有个人意义，比如对爱情的追求，个人家庭的影响等等。但是，这往往是这些形象的起点而不是终结。在参与到浩浩荡荡的建设新生活的实践当中时，他们的精神境界、情感世界、价值追求总是要汇聚在更为广大、崇高的使命当中，并为之而努力、奋斗，甚至牺牲。如王愿坚关于红军长征的系列小说中，塑造了许多牺牲者的形象。这些红军战士虽然不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却是革命队伍中千千万万个战士的代表。他们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有坚忍不拔的意志与操守。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的生存当作最高的追求，而是把革命事业的胜利作为最高目标。在他们身上，不仅闪射出革命战士的光辉品格，也表现出人性当中最为闪光的内涵，是人性崇高品格与革命理想的完美统一。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作品当中，对改革的呼唤，以及改革者形象的塑造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收获。他们从不担忧个人的得失荣辱，而是显现出能够体现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勇气与魄力。《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厂长，雷厉风行地推动改革；《新星》中的李向南，在与掺杂着个人利益的僵化保守势力博弈时显现出与时代需求一致的理想与情操。这样的人物形象一直延续至今天。虽然在表现手法上更显丰富多样，而其中的精神品格却一以贯之。

　　在新中国文学中也出现了许多身居“高位”又富于理想色彩的人物形象，诸如前述之乔厂长、县委书记李向南等。他们在很多情况下成为作品叙述的推动力、故事情节演进的重要原因。但是，这并不等于这些作品忽略了对普通劳动者的塑造，而是在这些形象中强烈地表现出人民的属性。或者说，他们恰恰是人民形象的典型代表。首先，这些人物本身代表了时代发展的必然，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可以说他们是普通劳动者的代言人、体现者。其次，他们社会实践的方法、智慧、经验均以人民创造历史的实践为根本，是来自人民的。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他们本身就是人民中的一员，只是分工的不同而已。

　　新中国70年来的文学描绘了人民创造新生活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大致而言，有这样一些类型。首先是近现代以来人民大众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革命战争画卷。其中如《烈火金刚》《保卫延安》《谁是最可爱的人》《高山下的花环》等以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自卫反击战等史实为题材的作品。其次是新中国建立后，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奋斗历史。其中的《青春万岁》等表现了新中国建立初期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自豪与喜悦以及对未来的真诚向往。《山乡巨变》《钢铁洪流》等作品则生动地表现了新中国工农业战线呈现的崭新气象。《乔厂长上任记》《新星》《沉重的翅膀》等作品描写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走向新的变革的历史进程。《抉择》《省委书记》《大雪无痕》则表现了新的历史时期改革的艰难进程，以及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另一些作品则聚焦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社会政治的、日常生活的、精神文化的，并对之进行反思批判。其中如《花园街九号》《芙蓉镇》《活动变人形》等具有广泛的影响。那些具有先锋意义的作品，在拓展新中国文学可能性的同时，对人的内在世界做了细至入微的表现，使人们看到了人的存在的另一侧面。而其中的人物，大都具有坚韧的生命力，能够承受生活遭遇的艰难困苦，并展现出生命的顽强与执著。如在《白杨木的春天》中，即使是像曾怀林这样的在农场改造的人也仍然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并逐渐变得坚强起来。

　　在70年的文学创作中，人物个体命运的变化往往预示、代表了群体的变化，进而成为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社会追求。如《哦，香雪》，描写了一个在大山里长大的乡村女孩，看到火车这一具有现代意义的符号时，内心世界发生了深深的触动。这种触动尽管是属于香雪个人的，但也是属于时代的，是属于与香雪一样渴望走出大山，融入山外的世界的人们的。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孙少平代表了新的历史时期来临之后，通过努力改变个人命运的普通人形象，具有极为突出的典型性。在《上面》《甘家洼风景》等作品中，表现了社会变革时期普通人情感世界的微妙变化，具有柔婉的人文情怀。人民不再是一种“概念”性的表达，而是与个体命运紧密相连的。这里折射出的正是深广社会意义上的人民命运的个体表达。在这里，个体与群体生动地统一起来，构成了一幅幅具有时代意义的璀璨画卷，为中国文学开创了新的审美天地。（杜学文）

　　要准确认识和适应全球政治发展演变的基本趋势和特征变化，站在历史正确一边，顺应历史进程谋求战略创新，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可靠安全保障。

　　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到了全方位、全过程地实现，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也让每个人的能力、人的丰富性得到全面提升。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

　　深入推进军民融合战略，着力提升国家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生物、新能源等新兴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全面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在数字经济时代，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能够为厚植我国发展新优势构筑最为广泛、最为持续、最为强大的微观新动能。

　　电力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行业，是能源转型的关键领域，电力行业实现结构性转型是绿色低碳发展、实现“双碳”目标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今后五年对于助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好在哪里”“难在哪里”“路在哪里”，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梳理。

　　企业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要更加突出企业的主体地位。完善科技治理体系，就是要围绕科技创新体系中企业和大学这两个基本主体的定位，为企业和大学创造好的环境。

　　我们应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反对傲慢和偏见，倡导科技无国界、无障碍、无歧视的合作精神与合作理念，共同寻求科学的答案解答，共同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是我国不断提高科技发展水平、提升综合国力的正确选择。只要全体中国人民咬定青山不放松，充分激活中国人的潜能，中国在创新上一定能够“再攀高峰”。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最重要的是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要将就业目标置于更加优先的位置，根据就业目标进展情况，动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力度。

　　直播电商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当前市场迫切呼唤更加完善的制度规范和正面引导，为直播电商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无论范围如何扩大，国家安全学学科的核心本质没有变化，它是一门基于政治学的综合性、应用性的学科。当前在扩大国家安全学内涵的同时，应该特别注意明确其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

　　为保障委托代理实效，应对体制机制挑战，需要抓住机制设计的“牛鼻子”。只有做好权责区分、监管闭环的设计，才能解决委托代理面临“代理人道德风险”的问题。

　　在增强主体性的过程中，我们要更多地实现本土化，但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建构封闭的纯粹地方性知识，而是以民族性、本土化的形式体现出以全部人类文明成果为基础、面向未来的普遍性内容。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过程中，既要维护全国大市场的统一性，又要考虑到地方发展的差异性，平衡好两者的关键要素在于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和依法行政。

　　在当前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制约主要在需求侧，因此“分好蛋糕”以保持消费的稳定和扩大，是“做大蛋糕”即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前提，不“分好蛋糕”也难以“做大蛋糕”。

　　正确界定中国知网的相关市场，有利于社会各界包括中国知网、科研机构、高校师生乃至执法机关达成更多共识，在共识基础上回归理性，最终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发展日新月异，部分老年群体好似数字时代的一叶孤舟，积极推进老年群体融入数字时代，享受数字红利，需要全面考量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困境，挖掘背后的影响机制，从而找到弥合路径。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特有的民主形式，具有与西式民主截然不同的特征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通过平等协商得以解决。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