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日，人社部官网发布了全国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情况。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已有14个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达到2000元及以上。其中，上海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最高，达到2590元，深圳、北京、广东（除深圳外）、江苏、浙江等经济水平较为发达的地区紧随其后。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023年，又有一些地区进一步提高了最低工资水平。河北、贵州两省的新标准，分别于今年1月、2月落地实施。
最低工资标准的高低，纵然只与一小部分劳动者直接相关。但是，这一标准的变化方向，却体现着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如何为生活最艰难、最困顿的低收入群体“兜底”，又在多大程度上关注他们的生活与尊严。
从统计数据上看，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都比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高出一截。但是，为了维持社会经济运转，总有一些“性价比”不那么高的工作需要有人来做，也总有一些因为各种原因，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议价能力的人需要找份工作。这时，最低工资标准的存在，可以为这些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划出一条“底线”。这既能防止雇主对劳动者恶意压价，也能避免劳动者之间因恶性竞争而“双输”的局面出现。
在雇主面前，最低工资标准能在法律层面上赋予低收入群体索要合理报酬的底气，让他们对自己的劳动价值更有自信。而在日常生活中，低收入群体工资与生活水平的对应关系也非常直观。不论是精神上的自我认同，还是物质上的吃饱穿暖，都能让低收入群体更有尊严。也只有让所有劳动者都能有尊严地生活、有尊严地奋斗，健康的经济发展才能得以实现。
在中国经济稳步增长的进程中，中国与中国人民不断突破着发展与进步、繁荣与富裕的“上限”。与此同时，国民生活水平“下限”的同步提高，也是民族复兴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不论是大力开展乡村振兴工作，还是不断适时上调各地最低工资水平，都是在拉高这道对社会有重要承托作用的“下限”。
正如中国业已完成的脱贫攻坚战不仅与贫困县、贫困户有关一样，最低工资标准上涨，也不仅与收入金字塔最底部的劳动者有关。这一标准的提升，既能在收入端更好实现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也能提高全体劳动者的平均议价能力、释放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进而将经济红利传导到更多人身上。从本质上看，越是能让每个人都感受到尊重的社会，越能激发起人们干事创业的活力。
当然，作为一项政策工具，最低工资标准不可能只有涨的好处、没有涨的坏处。在经济学界，就有研究者提出：提高最低工资可能会对社会就业状况造成伤害。他们之所以会有这种担忧，是因为提高最低工资，可能会让一些雇主在计算成本与收益之后，倾向于少雇人或不雇人，进而拉高失业率，损害经济发展。但是，从理论研究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这一论断只在某些情况下成立，有着严格的限制条件。其中最主要的一项限制条件，就是最低工资已经“过高”。
多高算是“过高”？此前，一项针对发达国家的研究显示：如果将最低工资设为工资中位数的38%，并不会对就业产生显着影响；倘若将最低工资设为工资中位数的60%以上，则能观察到青年失业率明显上升。以此作为参考，中国当前的最低工资肯定不算“过高”，也仍有在未来进一步调涨的空间。
具体而言，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进度，还需与实际经济形势紧密结合，既不该刻舟求剑、迟迟不涨，也不能揠苗助长、操之过急。从主观愿望上看，我们希望所有劳动者都能挣得更多，有更美好的生活。要实现这一目标，既需要抓好发展这条主线，也要让分配更加公平，使社会保障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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