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战到2月12日,红军先后扫清城外据点,红三、红五军团乘势向南丰城发起攻击。守城将领陶峙岳把部队全部收回城里,凭借工事抵挡红军进攻。
经过一昼夜战斗,红军不仅没有突破城防,反而还损失五百余人,牺牲一个师长两个团长,歼敌还不到一个营。
另一边,陈诚集中11个师16万人南下驰援南丰,分三面合围红军,南丰城城防坚固,红军在城下用尽各种办法,始终无法突破城防,随着援军越来越近,城下的红军进入险境。
第三次“围剿”结束后,陈诚向老蒋抱怨:“我手上部队太少,中央军总不能还不如杂牌军吧,这不是砸我们黄埔的牌子嘛。”
陈诚等的就是这句话,他连续吞并了多支川军、西北军的部队,在自己的基干部队11师和14师的基础上,扩编成18军和第5军。一顿操作之后,麾下兵力猛增到16万,组成“围剿”中路军。
东线蒋军的主将是红军的老对手了,他就是天下第一军的掌舵人、围而不剿的前排观众——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他指挥十九路军6个师8万人组成左路军,在闽西的光泽、清流地区策应中路军。
老蒋一看,你们十九路军既然那么能打,快来江西帮我打红军吧,所以把十九路军调来福建,名义上让他们休整,实际上是调来“围剿”红军。
不过福建可是个好地方,“围剿”中的高质量养老院,来到福建的蒋军,有一个算一个,不是划水就是起义。
不过余汉谋被红军在之前的攻势作战中敲打过,所以就借口两广士兵不想离开家乡,赣南山区缺粮军队补给困难来搪塞老蒋,部队进到赣粤边界的信丰、寻乌地区就停下看戏了。
至于怎么个打法,陈诚知道自己也玩不明白太高端的操作,所以还是按蒋军的祖传套路来——分进合击,由他的中路军打主攻,先去抓红军主力。在抓住红军主力以后,东线、南线两路蒋军迅速合围过来。
在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红军获得了一段难得的和平发展时期,在连续进行了一系列攻势作战之后,军队和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为了应对这次“围剿”,中央将闽浙赣苏区的红10军、闽西苏区红12军和赣南苏区的红21军调归红一方面军指挥。
第四次反“围剿”前夕,红一方面军下辖一、三、五军团和红11、红12军、红21军,总兵力达到7万人。
下面隆重介绍一个新朋友,上海大学的知名校友、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理论家、帽子店老板、红军的逆风局局长——秦邦宪。说起秦邦宪可能大家还不太熟悉,但是说起他的外国名字——博古,人们肯定不会陌生。
什么叫帽子店老板?博古先后给主席、小平同志等等一大批人扣上了一大堆帽子。比如“狭隘的经验论者”、有“严重游击习气”、“逃跑退却道路的代表人”等等。
朱、周和王稼祥力主红军趁陈诚部还没有集结完毕,北上去打贵溪,打通中央苏区和赣东北苏区方志敏部的联系,这样可以先发制人,打乱陈诚的部署。
周公接下来的复电退了一步,红军可以在抚河地区机动,在运动中调动敌军,寻找机会歼敌,这比去南丰围点打援把握更大。
红军南下去围点,一是会暴露位置,二是陈诚摆了密集队形,任何一个纵队都有四个师,这让红军不管是打援还是阻援都很非常困难。
南下围点相当于是在陈诚眼皮底下攻城,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战机,红军还没有一次就歼灭四个中央军主力师的能力。所以不如在抚河地区寻找歼敌机会,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才是王道。
博古认为:“在运动中歼敌和老毛搞的那套有什么区别?不要搞那些乱七八糟的,苏联的经验就摆在眼前,抄个作业还不会抄吗?红军以后要走进攻路线,主动出击城市去打敌人。”
还有,红军主力现在在苏区北边,一旦蒋军进攻苏区,苏区面临着无兵可守的情况,根据地和中央的安全会出现大问题,如果红都瑞金被老蒋一锅端了,临时中央的面子往哪放。
博古和张闻天从白区来到苏区,标志着临时中央正式迁都瑞金,如果不按苏联的方式打几个硬仗,怎么建立他们这些留洋派在苏区的权威。
现在红军的指挥权主要是在周总理、朱老总和王稼祥手中,主席下一次重掌指挥权,要等到遵义会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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