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的马戛尔尼英国使团访华，是清代历史上一次著名的外交事件。后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大多数人认为是乾隆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夜郎自大，让中国失去了一次与西方各国齐头并进的机会。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会得出不同的答案。
17世纪至18世纪初，中国仍是一个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帝国。清朝统一******后，即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为对外贸易的四个口岸。后来又限制以广州为接待欧洲国家船只的港口。
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以出口茶叶、丝织品、瓷器等而著名，进口的货物是很有限的。正如马克思在评论鸦片战争时所说，我们仔细地考察了中国贸易的历史以后得出的结论是：一般说来，人们过高估计了天朝老百姓的需求和购买力。“在以小农经济的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制度下，谈不上什么大宗进口外国货。”
中国对英贸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总是出超的，如仅在175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广州贸易便以二十四万四千八百六十镑金银硬币来弥补对华贸易的逆差。
英国政府为了在中国获取广阔的市场，于1787年决定派遣卡思卡特为使者前来中国，后来因卡思卡特在中途病死，使团与船队被迫返航。接着，在英国著名权臣皮特·威廉与他的副手邓达思的推动下，决定再派遣一个更高级的使团前来中国。并决定以富有外交经验的，当时英国驻孟加拉总督马戛尔尼勋爵为使者，出使中国。
马戛尔尼以他的好友斯汤顿为副使，使团还配备有精干的军事、科学技术人员，携带能宣扬英国国力和技术的船只模型与望远镜等天文仪器，以及能充当广告作用的纺织品作为礼物。
为了使中国不便拒绝英国使臣前来，英国统治集团与马戛尔尼经过精密策划，决定以向中国清朝乾隆皇帝祝贺寿辰为由，并带有英王致乾隆皇帝的信件。
清政府对于英使首次来华给予了高度重视，乾隆皇帝对怎样接待英国使团曾多次颁布谕旨，做了明确的具体规定。这些谕旨中提出一个“至接待远人之道，贵于丰俭适中，不卑不亢”的原则，认为“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亦不可过于简略，致为远人所轻。”
对于地方官吏与英国使臣的交往礼节也做了规定，注意到尊重他国习俗，“若该使于进谒叩见之礼，该督固不可推辞，倘伊等不行此礼，亦只可顺其国俗，不必加以勉强，该督等务宜留心款待，不可过于优待，转为所轻”。显然，清廷规定的这些接待外国使臣的原则，无疑体现了中华民族好客的传统，又维护了国家与民族的尊严。
马戛尔尼使团于1792年9月26日从英国朴茨茅斯港起航，经过大西洋、印度洋和我国南海，然后由浙江、山东沿海北上，于1793年8月5日在大沽登陆。英国使团出使的真正意图，正如英国政府给马戛尔尼的敕谕所说，使中国这个“庞大的帝国成为我们本土制造业和印度的市场，促使这些产品销售兴旺，而提供欧洲投资每年所需不少于一百四十万镑的财源”。
但是，富于经验的马戛尔尼在没有得到乾隆皇帝接见前，他是不会暴露这个意图的，他曾经对英国使团人员提出很严格的纪律约束，以图改变过去英国人在广州的不守规则行为给京师官吏所造成的不良印象，并规定“对任何冒犯中国人民，触犯中国法律的行为，特使绝不向中国政府说项求情”。
1793年9月14日（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十日），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接着英使参加了乾隆八十三岁寿辰的祝贺活动。马戛尔尼虽然在承德与权臣和珅举行了多次会谈，还是始终没有暴露英国的真正意图，一直到后来回到北京，才正式提出了英国方面的要求，但清政府早有准备，便迅速给英使以明确的答复，内容主要如下：
1、英国要求中国将舟山群岛划出一岛，广州城附近划出一地方，作为英国的居留地。清朝对于这种公然侵犯中国领土完整的要求，断然拒绝，表示中国“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此事尤不便准行。”
2、英国要求将宁波、舟山、天津开口贸易，在北京建立栈房，允许英国人在中国各地传教。清朝对于这种危及国家主权的要求，表示“皆不可行”，“尤属不可”。
3、英国要求货物由广州至澳门内河行走，不纳税或少纳税，清朝表示，“惟应照例公平抽收，与别国一体办理”。
清朝对于英国的要求采取断然拒绝的态度，固然有着如自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不借外国货物，“以通有无”的闭关自守或骄傲自大的因素，但在主要方面是完全正确的，拒绝了英国资产阶级侵略扩张要求，捍卫了国家领土完整与神圣主权。
正如胡绳所指出，把18世纪清政府的对外政策与通商制度，“仅仅看成是落后的闭关锁国政策，而不承认它起到了民族自卫作用，是错误的”。至于清朝拒绝英国派遣使节常驻北京，我们也应估计到既然英国提出许多侵犯中国的要求，加之当时国家交通条件，清朝采取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
清朝统治集团拒绝英使的非分要求后，仍回赠英国国王使团成员与船员兵卒许多礼物。同时拒绝英使继续逗留北京的愿望，要求英使立即回国，并指示在回程途中各地方官接待时要降低规格，及英使经过的省府，“该督抚等须派令道将护送，不必亲自接见……”
清廷对英国使团自始至终都秉持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的宗旨，但另外一方面，乾隆帝对英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曾三度颁布谕旨，要求沿海诸官将要“不可不豫为之防”。乾隆帝首先认为，英国“或因不遂所欲借机生事”，有可能在回程途中小有滋扰，他要求新任两广总督与广东巡抚，在英国到达广州之前，向在广州、澳门的外国商人、传教士解释清朝的对策，了解他们的动态，使其各安生业，不与英国相勾结。
继之，乾隆帝在谕旨中指出，英国“在西洋诸国中较强悍，且闻向在海外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责成海防大吏，“不可不豫为之防”。后来又下谕旨进一步强调，加强浙江、宁波、舟山及澳门附近岛屿的防范。
从这些谕旨资料中，人们可以看到清廷在拒绝英使的非分要求后，并没有高枕无忧，而是采取了必要的防备之策。乾隆皇帝那时已经是八十三岁高龄，对于英国保持着如此清醒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率领的使团于1794年9月回到英国。副使斯汤顿称，在将近两年的期内未国家完成了一项新奇而微妙的额使命，“全体人员所接触到和观察到的事物在他们头脑中留下了前所未有不可磨灭的愉快印象”。从这里也反映出清廷对英国使团的接待，基本上是成功的。至于他所称使团完成的“新奇而微妙”的使命，就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这个主要任务来说，是失败的。
正如一位东印度公司人员在他的著作里，评论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时说：“他们受到了最礼貌的接待，最殷勤的款待，最警惕的监视，最文明的驱逐”。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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