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看来，我国城市对类似的场景一般有详细的预案，监控人流的技术成熟且选择多元，这有助于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变，加之机构改革也有利于类似事故发生时横纵向的协同配合，能够更大限度地减小损失。除了地面上看得见的危险，城市平衡发展与安全，还应往更深处着眼。马亮提醒，城市也应关注地下“隐形”的基础设施，预防“看不见的风险”，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城市的未来。
截至当地时间11月1日11时，韩国首尔梨泰院踩踏事故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56人，另有151人受伤。这是韩国自2014年“世越号”客轮沉没事件发生后，伤亡最惨重的公共安全事故。
一个细节是，虽然距离梨泰院最近的消防署及急救队距事发地仅250米左右，且他们在接警2分钟后就派出救护车，但由于车道人满为患等因素，最终花了40分钟才抵达现场。
“政府对无主办方的聚会是否有应对指南？”“警方是否做好了人流管控的准备？”人们在哀悼、悲伤的同时，也在追问和反思：大城市究竟该如何预防和应对类似悲剧的发生？为此，我们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在他看来，我国城市对类似的场景一般有详细的预案，监控人流的技术成熟且选择多元，这有助于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变，加之机构改革也有利于类似事故发生时横纵向的协同配合，能够更大限度地减小损失。
除了地面上看得见的危险，城市平衡发展与安全，还应往更深处着眼。马亮提醒，城市也应关注地下“隐形”的基础设施，预防“看不见的风险”，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城市的未来。
如何举办大型活动，有效开展密集人群管理，是每个大城市都无法回避的课题。单从技术上看，马亮认为如今大城市监控人流量的手段已相对成熟，选择也十分多元。
例如电子围栏。“就像交通导航一样，只要对GPS能够定位，每辆车都可以去追踪它；如今几乎所有人都带着手机，如果手机信号在某个区域非常密集，就可以预先研判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一些城市也会使用对智能视频的分析，来捕捉或发现可能的风险；或使用“鹰眼”，即无人机、高空望远镜等技术手段，对类似的问题进行预测。“所以在技术上，例如上海、深圳、南通等城市，现在应该说还是非常有把握去做好相关工作。”马亮说。
但正如他提到的，韩国的互联网普及率，在全球都处于较高水平。此次踩踏事故大多数受伤的其实都是年轻人，他们基本上人人拿着手机。技术层面，人流量的信息原本可以通过信号密度抓取和预测，为何悲剧仍会发生？
在马亮看来，这可能与后续环节的衔接不当有关。“风险是能够预见的，但是为什么预见风险和预警提示、预案制定，以及出事后的响应与处置没有衔接在一起，这可能才是问题的关键”。
这在当地的报道中得到了印证。记者会上，韩国警察厅警备局局长洪起铉承认，虽然警方预料当晚会有大规模人群聚集，但没能想到会因人群聚集而发生大规模伤亡事故。同时，梨泰院万圣节活动没有具体的主办方，而如何处理和应对类似活动，警方确实没有针对性方案。
首先是体制机制的建设。2018年国家成立应急管理部，各地也成立了应急管理局。除公共卫生以外的应急管理职能都进行了机构管理的“一体化建设”；许多城市还建立了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或者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
“这些动作无疑都将有利于横向多个部门的协同，以及纵向市县乡甚至社区各级的垂直联动，更好地预防类似悲剧的发生。”马亮表示。
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关于大型活动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管理的法规政策相继出台。比如，修订后的《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于今年8月1日起施行。其中强调，大型群众性活动举办期间，“承办单位应当落实各项安全措施……配备足够的工作人员维持现场秩序。人员聚集时，承办单位应当采取控制和疏散措施”等。
此外，“作为典型的应急管理场景，大城市一般对于具有踩踏风险的人员聚集，也会制定专门的预案。”在马亮看来，这些都是预防类似悲剧发生的有力措施。
虽然如此，在我国应急知识的普及仍有提升空间。马亮指出，“提高避险意识、增强应对风险的技能，我国类似的短板仍然非常明显”。他建议城市应加强市民应急知识和应急技能的普及，增加实战演练，形成成体系的制度并严格执行。
实际上韩国此次的踩踏事故，是近年来公共场所安全事故的一个缩影，这也给全世界的大城市都敲响了一记警钟。它再次表明：如何统筹城市发展与安全，优化城市风险治理，已成为迫在眉睫、无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如今，大城市是许多人的向往。1978年至今，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2亿人增加到9.14亿人，城镇化率从17.9%上升至2021年的64.72%，城市数量也从193个上升至如今的683个。
放眼全球，人口超过1000万的国家一共30多个；但根据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的《2020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目前我国共有105个大城市，其中仅城区人口超过千万的超大城市就有7个。
“疫情以来，大家都特别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系。”马亮说，“这两者之间，毫无疑问有其内在的张力，甚至在某些情形下，它们之间还可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这正是非常考验地方治理能力的”。
在他看来，其中的关键是“怎样去平衡两者的需求，在保障发展与维护安全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要找到这个平衡点，首先就需要梳理和审视城市在过去的建设过程中，可能遗留的问题和短板，摸清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
隐形的风险，是破题的关键。马亮指出，对于“看得见的风险”，如今许多城市已经能够较好地预防和解决；但对于“看不见的风险”，比如深埋地下的管网线路、预防城市内涝的排水系统等，在许多城市仍存在安全隐患。
对此，他建议各大城市首先要做的，就是摸清底数：各种管网线路是如何分布的、哪些需要更新维护、需要哪些部门运营保障......“对于这些至关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相关问题的管理仍然没有做到足够精细化，仍有很大提升空间。”马亮如是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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